10月,在伦敦西部一座改建后的教堂里,黄仁勋走上讲台,向座无虚席的“会众”布道。当时仍担任英伟达CEO的他,要向挤满房间的政界人士、科技高管和记者——《财富》也在其中——传递一个“福音”:AI热潮才刚刚开始,而英伟达正来到这里,为这场热潮提供资金支持。
“我要投资你们!我要投资你们!”他对人群中的创始人们喊道。“我们不是你们最大的投资者,但我们是你们最好的投资者。”
黄仁勋的伦敦之行,是他欧洲魅力攻势的一站,行程还覆盖法国、瑞典和德国。当时,这趟行程给人的感觉像是一场胜利巡游。英伟达是推动AI行业快速增长的关键芯片的默认供应商,其市值一度超过5.7万亿美元,也由此培育出一个依赖英伟达支持的完整生态系统。
如果说AI热潮像一种宗教,那么黄仁勋就是它的大祭司——向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传教,照拂信徒,并向需要资金的初创公司、AI实验室和“新云”公司施舍援助。英伟达是全球最有价值的公司,而黄仁勋则是全球最有权势的人之一。
仅仅三周后,这场欧洲胜利巡游看起来更像是最后的狂欢。那个向世界兜售AI未来愿景的人,很快开始为自己的未来而战——而在周四上午,震动性的消息传来:黄仁勋已辞去CEO职务。
他的突然离任,源于美国情报机构的报道:他们认为黄仁勋与一名为中国情报机构工作的女性有关联——Alice Huang(无亲属关系),她曾是Megaspeed的高管。Megaspeed是一家总部位于新加坡的数据中心公司,曾购买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英伟达芯片。
对于这位曾看似不可撼动的创始人来说,坠落来得极快。一周内,黄仁勋向英伟达4.2万名员工发出备忘录,承认自己对妻子“不忠”,并表示“深感抱歉”。英伟达董事会启动独立调查;美国国会领导人传唤黄仁勋就相关问题作答;联邦机构也表示正在调查此事。英伟达股价大跌,预测网站开始押注黄仁勋是否会辞职。
随后,《纽约时报》又报道了第二段婚外情指控,这一次对象是一名直接向黄仁勋汇报的英伟达高管。到第二天早晨,这位执掌英伟达33年的CEO已提交辞呈。英伟达对此发布的简短公告,以及任命首席财务官Colette Kress为临时CEO的消息,都没有说明他离职的原因。
无论对英伟达还是对黄仁勋在其中扮演核心角色的AI行业而言,这个时点都糟糕透顶。利率上升的担忧、关于AI具有“灭绝级风险”的严厉警告,以及美国人对数据中心的反对——这一点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都已让AI热潮的基础变得摇摇欲坠。
批评者长期警告称,英伟达的AI投资制造了一个危险的“循环”网络:英伟达把资金投向AI实验室和数据中心公司,而这些公司反过来购买英伟达芯片。公司表示,截至7月底,其仅对领先AI模型公司的投资就接近500亿美元,而其在整个AI生态中的股权投资总额则是这一数字的两倍。英伟达还越来越多地动用其投资级信用评级,帮助AI公司和所谓的新云数据中心提供商获得融资。总计而言,公司已承诺为此类安排提供1700亿美元支持,其中包括为OpenAI在俄亥俄州一个设施提供价值1050亿美元的担保。此外,英伟达还在与华尔街贷款机构组成的财团磋商,试图为一项将AI芯片转化为可交易证券、规模达5000亿美元的计划提供后盾。
批评者认为,这种被一些人称为“AI中央银行”的角色掩盖了疲弱需求,并吹大了危险的金融泡沫。同样令人担忧的是,这使英伟达成为一个单点故障,可能扰乱整个行业。但即便是最严厉的批评者,也没料到英伟达面临的最大威胁会来自站在这一切中心的人。
需要说明的是:即便这位富有魅力的创始人不再担任CEO,英伟达的核心业务也不会消失。其芯片仍是行业标准;供应已售罄,并已签约到明年。调查记者、公司治理和会计专家Francine McKenna表示,公司完全可以“在不依赖其个人魅力崇拜的情况下生存”。但Seaport Research Partners分析师Jay Goldberg警告称,英伟达可能失去其非凡之处:黄仁勋愿意大胆下注,并在某些项目失败时仍继续推进——比如英伟达曾失败的手机芯片业务。“如果他们失去这一点,”他说,“他们就会变成另一家普通芯片公司。”
事实上,尽管英伟达占据主导地位,它也从未不可战胜:一些最重要的客户已经开始转向竞争对手芯片,或自行研发芯片,而各国政府也在推动不依赖美国技术的“主权AI”。
AI热潮大于任何一家公司的体量,但这个行业尚未证明自己可以在没有英伟达的情况下繁荣;而英伟达也尚未证明自己可以在没有黄仁勋的情况下繁荣。这个行业能否摆脱对这位最有影响力布道者的依赖,还是说黄仁勋被赶出自己一手打造的公司,会暴露出这场热潮有多大程度建立在信仰之上?
一切都始于中国
在伦敦接受《财富》长篇采访时——那是在婚外情消息曝光之前,但距离外界首次对英伟达与Alice Huang及Megaspeed的关系提出担忧已过去数月——黄仁勋依然全速运转,尽管他一整天只吃了“半个半个三明治”。
他原本已经迟到了,正赶往城里另一座教堂参加下一场活动,但他只是挥了挥手,不以为意地说:“我今天一直都在迟到。”这就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人:没有他,表演就无法继续。
黄仁勋对AI的未来一如既往地乐观,对另一个话题也是如此:那就是中国。他说,中国市场“规模巨大,而且还在增长”。在这座刚刚举办过英伟达赞助黑客松的伦敦市中心办公楼里,他穿着标志性的黑色皮夹克,站在宽敞的休息区里说:“我们应该提供,而且我们确实提供,最好的、最快的、最多的给美国公司。不过,我们也应该竞争。”
要理解黄仁勋后来发生了什么,就必须理解英伟达与中国的历史。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这家总部位于加州圣克拉拉公司的业务重要组成部分。2022年,拜登政府禁止英伟达向中国出售最先进的AI芯片,以减缓北京在AI竞赛中的进展,这项业务因此受挫。后续规则变动甚至把英伟达降级版芯片也排除在外。与此同时,北京开始劝阻中国AI公司购买美国芯片。
2024年唐纳德·特朗普赢得第二个任期后,黄仁勋向其就职基金捐赠了100万美元,并开始频繁前往海湖庄园。按各方说法,两人关系变得亲近。特朗普曾在洛杉矶一场峰会上打电话给黄仁勋,当时黄仁勋正在台上,他把电话接到免提上,两人当着台下观众的面淡化了对AI的担忧。
到2025年底,黄仁勋赢得了一项关键妥协:英伟达将被允许向获批的中国客户运送第二档芯片型号。作为一项前所未有的安排,美国政府将抽取25%的分成。
Raymond James政策分析师Ed Mills表示,黄仁勋的游说“非常有效”。“在华盛顿内部有一种‘我们信任黄仁勋’的口号,科技行业内部也在推动从限制中国获得什么,转向看看能否让中国依赖我们的技术。”
丑闻曝光后,外界得知Megaspeed长期被怀疑帮助中国企业规避出口管制。知情美国情报人士告诉《纽约时报》,Alice Huang被中国国家安全部招募,负责收集美国AI芯片信息,并说服英伟达推动其先进芯片在中国销售。
美国两党中的对华强硬派一直指责英伟达淡化芯片走私问题,并夸大中国国产芯片实力,以争取更宽松的规则。黄仁勋与一名被怀疑是中国资产的女性的婚外情,给了他们新的弹药来质疑他的动机。美国科技与AI行业监管倡导组织Americans for Responsible Innovation主席Brad Carson说:“这一事件清楚表明了我们一直在指控的事情,也就是英伟达深度受损。最好的情况是,他们对芯片走私到中国视而不见;最坏的情况是,他们参与其中。”
与此同时,中国方面称这些指控是“毫无根据的猜测和诽谤”,而英伟达董事会表示,没有理由相信公司机密或国家安全受到损害。(在婚外情及最终辞职消息曝光后,《财富》多次向英伟达求证,但公司未作进一步回应。)
后续报道披露,美国商务部关于Megaspeed是否向中国走私英伟达芯片的调查,在英伟达总法律顾问联系负责调查的探员后被叫停,并移交司法部。英伟达发言人告诉《纽约时报》,公司联系官员是为了“回答他们的问题,提供我们从一线收集的信息”,并寻求指导。
黄仁勋与Alice Huang的婚外情消息曝光后不久,特朗普总统称英伟达CEO“非常光明正大”,但也表示此事“非常复杂”。
这场丑闻还暴露出特朗普政府内部的裂痕。财政部长Scott Bessent本周在CNBC上暗示,商务部长Howard Lutnick的部门曾拖延限制Megaspeed的努力,并表示财政部、国防部和国务院“几个月来”都支持把该公司列入实体清单。Bessent说,把焦点放在黄仁勋的私生活上偏离了重点。“真正的故事应该是:英伟达知不知道他们的客户是谁,以及英伟达内部是否有充分努力确保没有泄漏?”他说。
还有报道称,Bessent曾在白宫战情室就Lutnick抵制出口管制一事向其施压(商务部发言人随后否认了这一说法)。与黄仁勋一起,Lutnick也已被传唤到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就该部门处理英伟达芯片出口和Megaspeed案件的方式作证。
“市场的啦啦队长”
在黄仁勋伦敦之行后的几天里,他在柏林举行的英伟达旗舰GPU技术大会(GTC)上发表主题演讲,座无虚席的会场在他上台前近两个小时就已满员。演讲中,黄仁勋对AI热潮始终保持极度乐观。他敦促欧洲拥抱AI未来,建设更多AI“工厂”——这是他对数据中心的偏好称呼。演讲最后,他用一场由AI智能体表演的欧洲歌唱大赛式节目收尾。
但尽管黄仁勋在台上热情洋溢、宛如摇滚明星,AI热潮其实已经显露出压力迹象。Forrester首席分析师Paul Miller在黄仁勋活动结束后、柏林一家拥挤的咖啡馆里说:“他是市场的啦啦队长,他也确实在为市场加油。但即便是他,也看得见这个行业面临的问题。”
这些问题包括对AI泡沫的担忧,以及AI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性风险的恐惧。到11月,行业又迎来一个新问题:美国中期选举。许多在竞选中主张约束AI和数据中心建设的民主党人赢得了国会控制权,选民也压倒性支持限制新数据中心的投票提案。蓝色浪潮选举后,AI股票大幅下跌,投资者开始为更严厉的监管环境做准备。

与此同时,对英伟达而言,更直接的威胁正在出现:它最重要的客户希望自己研发AI芯片,以降低成本并获得对芯片供应更大的控制权。
谷歌已经不再完全依赖行业标准GPU,而是用自家的TPU芯片训练Gemini模型。亚马逊正在推进Trainium芯片。OpenAI正在与博通合作设计自己的硅片。Anthropic也越来越多地使用谷歌TPU、AMD GPU和亚马逊Trainium芯片,尽管它也在使用英伟达芯片。AI本身也让英伟达客户更容易转向:开发者正在使用前沿AI编码智能体,处理原本困难且耗时的工作,以便在不同芯片类型之间迁移AI工作负载。
包括英国在内的国家也在努力开发自己的芯片,并推动能够在“异构算力”上运行的AI模型——即在同一数据中心内混用不同类型芯片——以减少对英伟达等美国技术的依赖。
这对英伟达来说都不是好消息。超大规模云厂商和大型云服务商约占其数据中心收入的一半,而数据中心收入又占其总销售额的90%以上。
黄仁勋此行欧洲,部分目的就是执行防守策略,抵消欧洲的“主权AI”推进,把英伟达包装成解决方案:欧洲人可以运行任何他们喜欢的模型,包括法国AI公司Mistral等开源模型,只要它运行在英伟达芯片上。黄仁勋和英伟达大力支持开源AI,即其底层“权重”公开发布、任何人都可下载、修改并在自己的硬件上运行的模型。(相比之下,Anthropic和OpenAI会将权重保密,只通过自家应用和云服务出售访问权限。)对英伟达而言,这样的逻辑是:一个繁荣的开源生态系统里充满需要英伟达芯片和CUDA软件来运行模型的公司,将在领先的闭源实验室开始转向其他芯片时,为芯片制造商提供对冲。黄仁勋在伦敦也强调,这对世界有益:“我们的商业模式非常透明,”他说,“只要世界在使用AI,我们就受益。仅此而已。无论是闭源还是开源。”
但并非所有人都信服。意大利AI初创公司Giotto.ai首席执行官Aldo Podestà称英伟达的策略是“特洛伊木马”。他说,公司免费提供最适合自家芯片的软件,使用得越多,最终就越依赖英伟达。“有些依赖,是以自由的语言到来时更容易被接受的,”他说。
许多分析师认为,黄仁勋对中国也在追求类似策略。英伟达希望中国AI公司使用英伟达芯片,因为这会降低中国开发竞争芯片的动力,而这些竞争芯片有朝一日可能超越英伟达,并挑战其全球主导地位。
分析师估计,英伟达控制着全球AI芯片市场约80%的份额,其硬件填满了科技巨头竞相建设的数据中心。在柏林GTC大会上,AI行业对英伟达的依赖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除了机器人演示和座无虚席的分论坛,英伟达的合作伙伴——其中包括许多新云公司——占据了会场的大部分空间。这些新兴云公司,包括Nebius和CoreWeave,大量购买英伟达芯片,把它们装进数据中心,再把算力出租给AI实验室和企业。其中许多公司把英伟达视为供应商、投资者,在某些情况下还是客户。(处于近期丑闻中心的Megaspeed,这家总部位于新加坡的公司,也是新云公司之一。)
截至7月底,英伟达在黄仁勋所称AI“蛋糕五层”中的投资总额约为990亿美元:能源公司、数据中心运营商、芯片制造商、模型开发商,以及位于最上层的应用层。“我们选择的每一层都非常具有战略意义,也是真正高质量的投资对象,”黄仁勋说,“我们投资的每一家企业都与英伟达生态系统相连,因此我们让平台更有活力。”
这张投资网络,包括对OpenAI、Anthropic和埃隆·马斯克的xAI的持股,把英伟达牢牢放在AI热潮的中心。在若干案例中,这些交易还伴随着实验室承诺大举采购英伟达芯片。
对黄仁勋来说,这一切只是好生意。但对Michael Burry这类批评者——这位因押注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而闻名的投资者——黄仁勋正通过“循环融资”交易在AI领域吹大危险的金融泡沫。
在接受《财富》采访时,黄仁勋驳斥了英伟达在支撑AI热潮的说法。他表示,公司只会在某项风险投资中持有少数股权,这意味着其他投资者也必须看好这些公司。他坚持认为,英伟达的投资是必要的,因为与早期软件热潮不同,AI需要在前期投入巨额资本。“我们创造了一个仅靠风投无法融资的行业,”他说。而且,这些押注“回报极其丰厚”。
在柏林参展的新云公司也提出类似观点。英伟达支持的新云公司Nebius首席营收官Marc Boroditsky说:“如果一切都要靠英伟达的资本来推动,我们早就没钱了。”但他也承认,“外面有很多公司……与英伟达的财务关系比我们更极端。”
当然,在繁荣时期,系统中的脆弱性很容易被忽视。但McKenna表示:“英伟达在支撑AI行业的大部分结构,这会给薄弱环节施加巨大压力,尤其是在需求最终低于那些非常乐观的预测时。”
最坏的情况是,OpenAI或CoreWeave等几家大客户赚不到足够的钱来支付账单。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英伟达可能会同时失去芯片销售和对这些公司的股权投资,甚至还可能需要承担它们部分债务。这样的连锁反应将引发金融市场的广泛破坏,首先冲击英伟达自己的股价。
值得记住的是,思科在互联网早期承担了大量流量传输工作,其路由器和交换机在互联网泡沫中扮演了类似于英伟达今天的“卖铲子”角色;它也曾通过供应商融资来培育其网络硬件市场。2000年底泡沫破裂时,思科并没有倒闭。但其市值暴跌超过85%,而且直到今天也再未回到那个水平。
McKenna在10月底的一次采访中说:“薄弱环节会来自意想不到的地方,并制造可能沿着供应链和销售周期扩散的系统性风险。”如今,这种脆弱性已经出现在这张网络的最中心。损害会扩散到多远,仍有待观察。
黄仁勋之后会发生什么?
推动AI热潮的,不只是英伟达的现金储备、投资级信用评级或先进芯片:还有黄仁勋的个人声誉。早在AI让他成为企业明星之前,黄仁勋就已经广受尊敬。
他的个人经历广为人知,也赋予了他少有的“逆袭者”可信度: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少年时期在Denny’s洗碗,后来他还在这家连锁餐厅的卡座里勾画出芯片公司的构想。英伟达芯片后来成为电子游戏行业的首选。黄仁勋带领英伟达熬过早年几乎破产的生死关头,把公司从游戏行业的引擎和《财富》500强企业,二十年后又打造为人工智能的基石。
作为科技行业任期最长的创始人CEO之一,黄仁勋似乎注定会在AI热潮展开期间一直掌舵英伟达,而他的决定也具有巨大分量。当他支持某个合作伙伴、某项交易或某项政策时,客户、投资者和政府都会注意。
如果说英伟达是AI行业的关键枢纽,那么黄仁勋就是英伟达的关键枢纽;他的被赶下台,暴露出公司成功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他。黄仁勋辞职后的交易中,英伟达股价一度下跌14%,短暂将公司市值压低至4万亿美元以下,这是一年多来首次,随后又有所回升。
前英伟达员工Laura Fay曾在公司直接向黄仁勋汇报长达十年,并于7月退休。她说,黄仁勋把自己放在一家仍然“像初创公司一样运作”的公司正中央。其管理风格以扁平著称:他曾表示,自己一度有大约60名直接下属。
这种结构帮助英伟达以黄仁勋喜欢称之为“光速”的速度运转,但也让公司对一个人的依赖异常之高。在他被赶下台时,英伟达没有总裁,没有首席运营官,也没有明显的二号人物。董事会也没有执行主席。
英伟达在华盛顿最可能感受到黄仁勋缺席的影响。多年来,他一直在为公司争取政策优势。今年5月,特朗普甚至把黄仁勋带上了前往中国的空军一号——当时他还对《财富》开玩笑说,自己很惊讶黄仁勋没有私人飞机。据报道,大约就在同一时间,国务卿Marco Rubio向总统通报了这起疑似间谍行动。(特朗普后来表示,这一警告“对我没有太大影响”。)

公司一直强硬反击主张收紧芯片出口管制的智库,而一些客户,包括OpenAI CEO Sam Altman,据《The Information》报道,也因担心惹恼这家芯片制造商而避免公开表态。英伟达发言人在给该媒体的声明中为公司反对出口管制的立场辩护:“如果美国的AI基础设施不能在全球范围内胜出,美国就无法赢得AI竞赛。”
有人称英伟达是个“霸凌者”,抱怨任何不同意其立场的人都可能被关进“黄仁勋监狱”,拿不到急需的芯片。也有人认为,这只是公司成功的结果:Encode的总法律顾问兼州务副总裁Nathan Calvin说,英伟达“生产最好的芯片,企业都非常想要,而且害怕做出会惹恼[英伟达]的事情”。这家公司拥有大量影响力和筹码,可以用来推动其偏好的政策立场。
这种筹码未来会发生什么,还有待观察。黄仁勋一直是英伟达在华盛顿最有效的代言人,而随着他离开,公司也失去了反对收紧对华芯片销售规则的最大声音。即便新一届议员尚未宣誓就职,新出口管制也很可能出台。Raymond James分析师Mills说,黄仁勋的离开“确保了新的出口管制”。目前,三项提议对AI芯片和先进半导体设备实施新出口管制的法案,已附着在等待国会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上。英伟达丑闻“是推动[立法]跨过终点线的助燃剂”,他说。
他表示,尚不确定的是这些限制会走多远,以及特朗普政府会多严格执行。法案中仍保留一个“远程访问”漏洞,即中国AI公司可以通过位于其他亚洲国家的数据中心访问英伟达芯片。他指出,这正是Alice Huang此前所在的新云公司Megaspeed据称为中国企业提供的服务。Mills说,可以通过要求英伟达和其他芯片制造商实施“了解你的客户”政策,以及在转售商和云公司场景下识别其客户的客户,来堵上这些漏洞。
华盛顿也可能出台许可要求,或限制开源AI模型,而黄仁勋此前一直反对这些措施。Mills说,由于最好的开源模型是由中国AI实验室开发的,在许多议员眼中,“开源等于中国”。“如果华盛顿真的想在与中国的AI竞赛中取胜,我们就需要看到对开源的监管。”
等待另一只鞋落地
对投资者来说,政策问题排在第二位,更直接的问题是:黄仁勋走后,谁来维持AI热潮?
在黄仁勋离任后,受影响最深的公司是新云公司。这些项目的未来如今都变得不明朗。Seaport Research Partners的Goldberg说,黄仁勋最雄心勃勃的一些融资计划——包括英伟达8月与华尔街公司宣布的、规模超过5000亿美元的融资平台——在英伟达高层内部早已遭遇阻力。“英伟达内部没有人能替代黄仁勋把这些事情整合起来,”他说。没有黄仁勋,他预计许多新云项目根本拿不到融资。
乔治城大学麦克多诺商学院副教授Jason Schloetzer表示,在黄仁勋离开后,投资者也可能开始审视黄仁勋用来证明英伟达复杂投资网络合理性的数字。“‘黄仁勋的数学’——这个词用来形容这些AI公司复杂的财务纠葛……是不是要崩塌了?”Schloetzer反问道。“还有什么被掩盖了?还有什么不够坦诚?”
英伟达的合作伙伴也可能发现自己拥有了更大的议价能力。那些过去按英伟达条件接受资金的公司,可能会开始反击。“也许他们会提出更强硬的条件,”McKenna说。
整个行业也不会毫发无损。Goldberg说,AI仍有动力继续前进,但它会“对政治压力更加脆弱”,尤其是在围绕数据中心的反弹之下。Anthropic计划在英伟达公布其首次没有黄仁勋参与的季度财报后仅几天上市,它将成为“后黄仁勋时代”的行业第一次试水。作为上市相关26亿美元私募的一部分,英伟达已同意购买约100亿美元股票,投资者预计这项承诺即便没有黄仁勋也会继续执行。但他的离开可能会抬高整个行业的风险,并让一些公司的合作伙伴受到严密审视。Schloetzer举例说,他预计“Anthropic与英伟达以及与英伟达相关客户之间的联系会受到更严格的审查”。
最可能的赢家是英伟达的竞争对手芯片制造商。Goldberg说,这场动荡“对AMD非常有利,对博通也非常有利”。谷歌的TPU也可能从市场对英伟达长期前景的担忧中受益。英伟达在GPU市场的老对手AMD,也大概率会获得更多市场份额。
丑闻曝光以来,科技界最响亮的声音之一沉寂了下来。黄仁勋退出了公开活动,他唯一的公开声明就是向员工道歉。“我支持这项调查,并将全面配合,”他写道。“我致力于保护英伟达,并支持美国国家安全。”
这种收敛的语气,与他在伦敦沙发上那位夸夸其谈的人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他兜售的是对AI未来最乐观的愿景。他说,这项技术会让一家小型本地企业拥有与科技巨头相同的软件火力。“因此,每个人都会变得更有雄心,”他说,“所以我对此感到兴奋。”
AI热潮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黄仁勋的信任之上。他曾承诺,对其芯片的需求会持续攀升,AI的风险可以通过工程手段化解,而那些塑造未来的公司可以被信任自行约束自己。长期以来,投资者、客户和全球领导人都乐于跟随他迈出这一步。
但如今,这种信任已经破裂。AI热潮的大祭司已经离场,世界正等待着看:他帮助建造的整个AI教堂,是否会随着他一起轰然倒塌,连同尖塔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