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故事基于对45岁的伊丽莎白·斯蒂芬斯(Elizabeth Stephens)的采访,她是一名从事人力资源工作的照护者,来自得州兰开斯特。内容经过删减和润色,以便简洁清晰。
我在一家大型保险公司的HR岗位上,曾要求从休斯敦调到达拉斯,因为我非常担心住在那里的母亲。
那是2024年6月,但她大约已经有两年出现严重焦虑和健忘的问题。她一向非常整洁,后来却完全相反。
母亲开始变得不堪重负。家里堆起了一摞摞文件,她也因为医保来信和退休事务感到压力山大。她喜欢为每个新季节布置家里,但那年秋天的装饰竟然放了一整年。
后来她被转介给神经心理学家,并且所有测试都没通过。随后在做了核磁共振和PET扫描后,她于2024年10月被诊断出阿尔茨海默病和脑淀粉样血管病(CAA)。
我并不是完全意外。真正让我在诊所里哭出来的,是这份确诊结果。我很庆幸自己已经搬到了达拉斯,尤其是因为我当时怀孕了。

起初,母亲还住在自己的房子里,离我家大约25分钟车程。我在2025年1月生下儿子,之后把他送进每月1100美元的日托中心,而我则在达拉斯市中心的办公室上班。
我安排出一套作息:早上让朋友过去看看她,晚上我接完孩子后再去她家一趟。我会确保她吃了晚饭。
这样其实挺好,因为她会给外孙读书,尽管他当时还只是个婴儿。
后来事情开始变得紧张起来。
去年10月的一个晚上,我正准备离开时,母亲跟着我走到车边,手里拎着一个大包。她说,她要么跟我们回家,要么就在街上游荡一整晚。于是,她当然就搬进了我们家。
在努力兼顾一份年薪9.9万美元的工作和家庭生活时,身体和精神上的压力都越来越大。每天早上,我都得在母亲和儿子之间来回奔忙,想办法在上班前把他们都穿好衣服、吃上早餐。
母亲不愿意起床去她的日托中心,那里每天收费90美元;而儿子则满屋子乱跑,拒绝穿衣服。

把他们分别送到各自的地方后,我还得在早高峰的拥堵中开45分钟车去上班,到了办公室时已经筋疲力尽。感觉就像在登录电脑前,我已经跑完了一场马拉松。
下午我又得反过来把这一套流程再来一遍,然后再做晚饭。我会走捷径,比如买一锅端的餐食套装和即食餐,但这些都很贵。
我还请私人照护者来帮母亲分担。朋友和表亲出于感情帮忙,要么拒绝收钱,要么只收每小时10美元。中介机构的收费最高可达每小时35美元。
我在被裁员时感到松了一口气。
我们就这样撑了六个月,直到2026年3月。母亲当时在家摔倒了,正在康复机构里恢复,我接到了公司的“那个”电话。看到人力资源副总裁加入通话时,我立刻想到:“哦,这是一场裁员谈话。”
当时公司已经有很多自愿提前退休和裁员,我知道自己未必能幸免。我有权获得24周的遣散费,以及通过补贴COBRA延续的医疗保险。
说实话,我感到的是解脱。总得有一件事让步,而在这种情况下,让步的是我的职业。幸运的是,我一直存钱,也建立了401(k)退休计划,并且公司配比还不错。
我已经在浴室里做了安全改造,包括扶手、淋浴凳和手持花洒。我还给母亲买了一张更合适的床。
眼下,我的目标是确保她、我儿子和我自己都能得到照顾。这也是我请人帮忙带孩子和做喘息照护的原因。我的理念一直是:“你可以花钱买平静,也可以活在混乱里。”
我还为照护者推出了一个播客。
计划是让73岁的母亲尽可能长时间住在我家里。等到这不再可行时,我会按照她的意愿,帮她找一个能够提供所需照护的地方。
这个播客叫《What Ordinary Looks Like》。对我来说,日复一日的照护,很像爱。
作者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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